在供述中，简某南自称在香港欠有赌债，由于将母亲交给他本用于归还赌债的十万元港币再次输光，便觉得没有脸面回家，尽管他在香港有妻子儿女，但十余年来再没有和家人联系过。就此过着在香港上班、在深圳居住的“双城”生活。
1994年，简某南在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和23岁的湖南女子易某相识，两人开始同居。1998年3月，易某生下一个男孩。由于易某没有工作，一直由简某南负责日常开支。据其交待，由于感觉收入较低，经济负担重，生活压力大，简某南便产生将母子俩杀死后自杀的念头。
2000年的某一天，简某南趁易某睡觉时将其掐死，随即又捂住小孩的口鼻致其窒息死亡。随后，简某南将两人的尸体层层包裹，放进一个纸箱，再将纸箱封好，放在出租屋的杂物间。
2002年底，房东要将该房屋收回。简某南遂在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，并将纸箱搬过去长期藏匿。2003年，简某南又结交了一位女友。他搬到女友住处，但时常会到放置尸体的出租屋看一眼。“看到纸箱还在，我就放心一些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是走一步看一步，每天都在惶恐中度日，基本上是生不如死的状态。”这些年，他记得最牢的就是房东的电话，“不记得会很危险”。但是案发前他不慎丢失了手机，又未能及时交房租，以致东窗事发。
一对母子突然消失，没有任何人发现和关注，如果不是因为偶然因素，他们可能就此案沉海底，这在现代社会实在匪夷所思。———办案检察官黄海
检方：“陌生人社会”应守望相助
办案检察官黄海认为：“该案虽然是个案，却令人深思。一对母子突然消失，没有任何人发现和关注，如果不是因为偶然因素，他们可能就此案沉海底，这在现代社会实在匪夷所思。这些年深圳流动人口增加迅猛，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殊，作案后并未逃匿，长期在本地却未被查获，这说明社会基层管理还存在漏洞。现行的关于户籍制度、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的方式和手段等还需不断改进。”
记者了解到，案发后，公安部门也就案件反映出来的问题和漏洞进行了责任倒查，并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管理工作。办案检察官表示，被害人易某1994年来到深圳后，开始还和家人有联系，2000年7-8月间因被害与家人失去音讯，但家属直到2004年10月才确认其失踪并报警。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，很多人流动打工，居住地点变更频繁，原有的人际关系逐渐淡薄，而在一个“陌生人社会”中建立新的朋友圈也有一定难度，更要注意和外界保持联系。
检察官还称，深圳作为外来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，“陌生人社会”问题尤为明显。“不光打工者，就是同一栋楼的常住居民，整日各忙各的，大多数人都不认识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对周围的人多一份温暖和关爱，少几分冷漠和无动于衷，在人海如潮的城市中能始终守望相助。”
